中国复苏路挑战大/Project Sy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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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即将在本月召开的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连任三届的国家主席。

而这也赋予了我们一个绝佳时机，去评估他在过去十年间的经济政策记录并探讨一些能在下一任期提升经济表现的明确举措。

当习近平在2012年就任这一中国最高政治职位时，中国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但也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前面十来年GDP都在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但经济放缓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自2008年以来GDP增长率确实几乎每年都在下降。

此外不平等状况不断加剧，1990~2000年间基尼系数上升了13%，到本世纪初中国的不平等程度首次超过了美国，这也是自1978年改革以来的头一回。

与此同时，污染几乎正在扼杀中国。2013年时北京每立方米空气中平均含有102微克PM2.5颗粒，而一直背负空气污染恶名的洛杉矶PM2.5读数也只有15左右。

中国城市居民对与污染相关的心肺疾病和早期死亡现象怨声载道。由工厂、农场和矿场废水导致的水污染现象也困扰着中国。在农村地区整个村庄和城镇有时不得不迁往异地，因为当地水源已经被不可逆转地污染了。

劳动力减少

中国的劳动力也在逐渐减少。每个妇女生育近6个子女的历史高峰生育率，在1970年代开始下降并在2000年达到目前不到两个孩子的水平。

中国的工作适龄群体从1970年占总人口的80%，缩减到2012年的仅37%。65岁以上人口比例翻了一番，从1970年的4%增加到2012年的8%。这些趋势都使政府陷于两难境地。

虽然政策制定者需要保持总人口不进一步膨胀，但他们也需要保持年轻工龄人口的供应，以支撑不断增多的老年人口。

而社会不满情绪则不断上升，根据一项民调指数，公众对政府腐败的感知在1991年至2012年间翻了一番。2014年约有1300起罢工事件被记录在案；2016年时这一数字增加了一倍有多，达到2700起。

习近平在上台后花了很大力气来直面这些挑战，但结果却喜忧参半。

从积极方面看，过去十年间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城市的PM2.5读数都已减半，而中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已经回落美国水平以下，比2010年的峰值低13%。

但其他指标则不那么赏心悦目。从2012年到冠病疫情爆发前的那段时期中国的年度GDP增长率要么持平，要么下降。

生育率仍低

尽管政府已经废除了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但生育率仍然很低。

如今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接近13%，也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新高峰。在习近平发起了一场大受吹捧的反腐运动的十年后，公众对腐败的感知程度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北京空气污染

不该全归咎于习

尽管如此，把过去十年的所有成就和失败都归咎于习近平是一种不得要领的做法。

习近平所面临的几大问题都是前任遗留下来的，而这些问题都是中国以往快速增长以及政治和经济历史所产生的不可避免后果。但同时他也继承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政策方案。

中国早在1994年就开始要求国有能源网投资可再生能源产业，前几届政府也着重推行了好些改善穷人生存条件的政策。1998年城市地区开始实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于2003年推广到农村地区。

总体不平等现象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两年就开始减少，而前几届政府也经常开展反腐行动。

由于习近平延续了其几位前任的许多政策举措，正在改善的事情继续改善，而难以解决的问题仍未解决。在习近平领导下变化最大的不是表面上的政策目标，而是其执行模式。

除了独生子女政策等少数例外，1978年后到习近平上台前的中国政策制定者都倾向于小心谨慎行事。一些重要变革（比如农村选举）通常都是先悄悄试行，直到中央政府感到有信心了解该政策如何运作时才会作为“国家政策”正式颁布。

这种试错法的好处是为重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商创造了政治空间，从而使中国的国家医疗政策等高度复杂的举措得以取得成功。

它还存在一定灵活性，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状况或未能预见的副作用去修改政策。同时由于这些政策并未与任何一个人绑定，所以承认错误的政治成本很低。

高调宣布政策不好？

而习近平则摒弃了这些低调做法，他总是亲自宣布政策，而且是在没有经过多少（如果有的话）明确商议的情况下忽然宣布。虽然政策背后的动机或许是良好或善意的，但这种做事方法显然是不利于经济的。

以2021年的校外培训禁令为例，其本意是防止孩子把时间全部花在低效学习上，并减少较富裕家庭学生相对同龄人的优势。

但禁令的出台是如此让人措手不及，导致中国各大教育企业市值蒸发了数百亿美元，还直接催生了一个提供相同服务的黑市。其经济后果溢出了教育领域，出现突发性意外政策变化的可能性，阻碍了对所有行业的未来投资。

另一个例子则是习近平的冠病清零政策。尽管此举在相关疫苗尚未问世时非常成功遏制了病毒，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它的表现却越来越差。当其他所有国家都在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或者已经恢复了）的时候，中国却似乎陷入了一个无休止的打地鼠游戏。

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相当明显，而当局虽然应该在经济政策目标方面一以贯之，但也得改变其政策制定手段。

40多年来缓慢而谨慎的动作使中国获益良多，而它也可以在更长的时间里发挥良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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