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6月26日 | 作者：刘镇东
欧洲的不景，多少导致北非、中东的动乱，动乱以后的难民寻求进入欧洲，又为已经在经济和失业危机多年的欧洲带来政治和经济的衝击。
英国公投通过了脱欧，对英国、欧洲以及全球的政治与经济带来巨大和深远的衝击，当中有很多值得全球反思的时代讯息。公投以后，有人指支持脱欧的都是被右翼煽动的笨选民。右翼煽动是肯定的，但其背后愤怒选民的经济因素也需要受到正视。
如此一来，今年两件原本看起来不太可能发生的事：即英国脱欧和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其中一项已成为事实。
虽说公投只是脱欧程序的开始，耗时可能数年，但是对英国和全球政治的影响立竿见影：
一，英国首相卡梅伦宣佈10月下台，英国保守党新党魁相信將由脱欧派领袖暨前伦敦市长约翰申或者司法部长戈夫接棒，而留欧派的財政大臣奥斯本在这场脱欧的巨大政治博弈后，已经失去继承卡梅伦相位的政治合法性。英国工党领袖科尔滨被认为立场摇摆，也可能会被换下来。
二、以大比数支持留欧的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爭取独立于英国的浪潮將越来越强。
三、欧洲其他国家的右翼党团將大力推动各自的脱欧，欧盟这个区域整合的大计划能否存活是个未知数。
歷史的终结
英国脱欧派胜出，也隱含著更深刻的跨国界时代讯息：反建制、反精英、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
今天的格局要追溯两个重要的歷史性年份：1989年和2008年。
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標誌著欧洲乃至世界的两大意识型態阵营的对立（美国对苏联、资本主义对共產主义）之终结，而法兰西斯富山將此概括为「歷史的终结」。自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至1989年的冷战，除了军事上的竞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防堵共產主义的渗透和侵蚀，採纳了许多的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社会相对公平、贫富之间的差距是歷史上最小的。
苏联与共產主义阵营的终结以后，资本主义不再有对手和敌人。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之下，逐渐在非精英的眼里看来，变得赤裸裸的剥削。
美欧的中左社会民主政党与右翼趋同，在经济政策上不再与右翼有太大的区隔。例如民主党在克林顿治下（1993年至2001年）与华尔街的利益结合；又如英国工党在布莱尔与布朗两任首相治下（1997年至2010年），经济不平等愈发严重。
助长避税天堂
贸易自由化让跨国企业可到各地投资，不必局限于僱佣本地劳工，而可以僱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工。从企业的角度，全球化是好的。但是，从美欧的蓝领工人的角度，在过去二十余年面对製造业完全迁出本土而失去体面就业的机会。
金融自由化则为华尔街与伦敦金融界带来丰厚的收益，也助长了许多避税天堂。各国政府以富人资本外逃为由，为富人减税，进而在因贸易自由化导致的大量结构性失业时期缩编国家、削减社会福利，进一步导致中下层生活举步维艰。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2008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浩劫。从1990年代中起，美国的蓝领製造业工作已经大量和快速流失，但2001年美国dotcom科技泡沫后，联邦储备局创造低利息环境，促成巨大的房地產炒房热潮和泡沫，暂时製造了许多蓝领建筑业工作。最终的金融泡沫在2008年崩泻，全球陷入经济与金融危机。
但2008年以后，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的金融精英和跨国企业，並没有受到惩戒和改革。美国经济经歷了巨创后，缓慢恢復元气，但在房贷危机中失去房子的市民和失去工作的工人，並没有从復甦中得到好处。欧洲各国的失业率从2008年的危机起一直高企不下。
欧洲经济不景，间接也影响土耳其、北非乃至中东的就业和经济。后者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靠为欧洲提供廉价劳工和食品、旅游等出口。欧洲的不景，多少导致北非、中东的动乱，动乱以后的难民寻求进入欧洲，又为已经在经济和失业危机多年的欧洲带来政治和经济的衝击。
恶性循环不断上演
这个恶性循环，不断在上演中，也说明英国脱欧与川普的支持率的共同点：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这当中，不是选民笨或者选民不理性，而是选民没有在建制、精英和全球化中得到生活的安逸，反而生活品质每况愈下。
脱欧领袖约翰申或者川普当然是玩火的、危险的民粹主义者，只是1989年和2008年对非精英、蓝领和中下层带来的经济困境需要认真正视。
有出路吗？也不是没有。其实支持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初选人桑德斯的群体极为相似和重叠。右翼民粹主义的反面，也许是中间偏左的新论述。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危机以后生活每况愈下的中下阶层工薪阶级，转向右翼的当然有，但如果左翼如桑德斯能代表他们的心声，也可获得巨大政治能量。
欧洲多国政治如希腊、西班牙等已经见证老牌中左社会民主党在最近数年的没落。但取而代之的，既有右翼，也有不接受新自由主义共识的新左政党。正视英国脱欧的愤怒选民，面对1989年以来的全球化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受害者，是確保全球政治不会分崩离析的出路。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columns/pl201529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