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天，當基金經理思凱坐在香港中環最貴地段的辦公室，提筆跟老闆寫辭職信時，他腦子裡浮現出的，是十多年前自己在美國破舊寫字樓推銷文具的那個清晨。
那是2004年年底，意氣風發的思凱在美國西部一所知名大學攻讀金融學博士。剛剛慶祝完結婚周年，他馬上就要面臨博士生資格考試。前一年該系的五六個博士生候選人，只有一個人通過。這讓思凱心裡有點發慌。
思凱本科就讀於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專業，在美國拿到政治學碩士後轉讀金融學博士。雖然這輩子讀書一直很順，但他並不確定這次勝算如何。
如果通不過資格考試，無法繼續博士學業，思凱需要迅速在美國找到工作，否則就得“打道回府”。
那段時間，思凱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焦慮。他決定一邊準備考試，一邊找工作，給自己保個底。
幾天後，思凱西裝革履，起了個大早。太太L開著他們的二手本田車，送他去面試一份在網上找的工作。
思凱發現離自己熟悉的市中心越來越遠：“我們開始以為（面試地）是個寫字樓，結果開到了一個倉庫一樣的地方。”
倉庫裡迎接思凱的是一個直銷團隊。
一位身材高大的非洲裔美國人正在給團隊開動員會。他激情澎湃地向思凱和他的雇員們高呼道：Everybody，We have a mission to sell the best stationary to the world（大夥聽著，我們的使命是向全世界銷售最頂尖的文具）！
思凱越聽越懵。動員會開完，9點不到，他被安排跟一個年輕的白人女子搭檔，出門銷售文具。
思凱記得自己穿著西裝，一本正經跟在後面，心裡暗自嘀咕：這工作能辦H1B嗎？（H1B是外國人在美國工作須取得的工作簽證）
思凱最終沒有進入文具銷售業。不過這一天並未因此從他的記憶裡消退。最近幾個月，面臨職業抉擇的思凱腦海裡反復出現那個穿西服、緊張得冒汗、敲門賣文具的自己。
當他從自己香港海景大宅的窗戶望出去，看見停在港灣裡的漂亮遊艇時，當他跟妻子在夜晚促膝長談，討論未來的人生規劃時，當他聽到“機會成本”這次詞被煞有介事地一遍遍提起時，當他看到孩子無憂無慮地“咯咯”笑個不停時，思凱總是想起十年前起個大早，上門推銷印表機，為前途忐忑不安的自己。現在的思凱想要敲開另外一扇門。
思凱就要告別香港的家
上午10點的高爾夫
思凱最終成為他那一年唯一通過博士生資格考試的候選人。不僅如此，他只用了三年十個月就順利畢業，刷新該系博士生歷史記錄。
2007年，博士畢業的思凱加入了一家全球知名的基金公司，參與管理一個40億美元的純統計套利基金。他的職位是一名量化分析師（Quantitative Analyst，簡稱Quant），工作任務是分析歷史資料，在此基礎上進行套利交易。
思凱的辦公室採用開放隔間的佈局，緊挨著他坐的就是基本面投資的同事。
思凱上班第一天，還搞不清楚什麼是“量化”投資什麼是“基本面”投資時，就感受到了兩派的迥異風格。
他發現，自己所在的量化團隊可以靜悄悄地工作一整天：大家默默不語地程式設計、做模型。偶爾說一兩句話也就是叮囑交易員下單時買慢點或買快點。
相比之下，坐在思凱旁邊的基本面投資團隊從頭到尾都“熱火朝天”，他們不停打電話給賣方，問關於公司基本面的各種問題，討論叫駡，吵個不停。讓思凱困惑的是，有天早上10點半不到，他的美國老闆就走過來問他：“嗨，要不要去打高爾夫？”
“我那個時候剛上班，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考驗我，不知道怎麼回答。”思凱說。
他很快發現，老闆真的不是在考驗自己。在量化策略和模型穩定、交易自動化的情況下，並不需要人一刻不離地盯程式。
就這樣，思凱常常在上午跟老闆出去揮幾杆，在高爾夫球場吃頓牛排，再回公司上班。工作越深入，思凱越理解量化投資的邏輯和思路。
他用Brad Pitt 2011年主演的電影 Moneyball跟我解釋。
在《點球成金》裡，皮特用量化思維挖掘新球員，組合進球隊，以此讓球隊發揮最優整體實力。思凱說：“皮特是個有量化思維的人。他關心這個球員有什麼特徵，那個有什麼特徵，怎麼互補。他不去找明星球員，只關心球隊能不能贏球。”
就跟電影裡的皮特一樣，量化投資者並不關心明星個股。他們更關注每檔股票互補性，以及組合的最終業績。“他們的Hit Ratiao（命中率）沒有基本面投資者高，對每一檔股票都不是那麼熟悉。可能組合裡100檔股票最後有55只對，45只都是錯的。”他說。
策略研發是量化團隊的核心任務。在思凱的團隊，每週五是小組的“研究日”。這一天，思凱和同事會分頭去研讀美國最頂級金融期刊上的文章，並篩選出靠譜的、可以給他們的策略研發帶來靈感的文章。如果大家認為哪篇文章靠譜，適合進一步發展策略，就會請Quant去進行測試。
雖然Quant的工作有時比較輕鬆，但思凱也感受到了“每天都在程式設計，不怎麼跟人接觸”帶來的負面效果。他說：“公司的投資者關係，管理團隊（我們）從來不見。公司做什麼，發生什麼事情，比如CEO被解雇我們也不知道，公司IPO、配股也不會找你……工作幾年，你對金融產業鏈都不瞭解。”
由於只關心上市公司的各種量化指標，思凱有時甚至連自己投資的公司是做什麼的都不知道。
見CEO、飛頭等艙、住五星級
今年初春的一天，我在四川成都天府軟體園一個創業公司紮堆的地方再次見到思凱。考慮到創業初期控制成本、方便人才招聘等因素，思凱和他的團隊決定從香港退回內地，從這裡重新開始。
思凱穿著休閒夾克，神清氣爽，笑聲朗朗，跟中環那個西裝革履的他相比，此刻的思凱看上去更像個卷起袖子創業的大學生。
創業辦公室的小白板
我們坐在路邊的小攤吃午飯。點了烤魚、幹鍋兔、雞蛋苦瓜等一桌菜，10個人吃了380元。成都這幾年物價漲得飛快，不過在香港中環，一個人吃也能隨隨便便吃出380元。
“這是不是比中環的米芝蓮好吃？”我問思凱。
“當然了。”他笑道。說著他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機用微信買單——這是他第一次嘗試用微信支付。
思凱告訴我，他在香港當基金經理這幾年，他幾乎把中環所有的高級餐廳都吃了個遍——“因為要見CEO，去的都是高級餐廳”。
基金經理是個風光的活兒。不過思凱說這番話時，並不是在炫耀。
“好餐廳都吃遍了，出差都是住五星級酒店，但是，到最後你也並沒有增加Alpha（量化投資裡，Beta代表股票的系統性風險，Alpha代表除去系統性風險後的額外回報）。但做量化的什麼都不需要，只需要資料，最後也不一定比你差。”他說。
2011年，思凱和量化分手，加入基本面投資陣營。
那一年，尋找事業突破的他離開美國，跟太太、兒子和他們的愛犬回到香港。回港不久後，思凱加入了一個總規模250億美元的全球基金。
思凱管理其中80億美元，負責投資亞洲市場。就這樣，思凱正式告別了宅男Quant生涯，變成了“見CEO、飛頭等艙、住五星級酒店”的基金經理。在全新的工作崗位上，思凱經歷了長達一年的適應期。
首先，基本面投資和量化投資思路迥異。思凱發現自己要重學許多新技能，從看財報，看公司，到跟上市公司建立良好的溝通和關係，這些都要從頭來過。
上崗幾個月，思凱就遭受挫折，他推薦的第一支股票表現很差。梗係啦，冇聽我講買2678。(未完)
@交易門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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