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哥知道很多新手肯定非常懒惰阅读长长的文章,
如果你们对以下的内容产生兴趣,
那么才花时间阅读吧 。
1.外国股市上市公司(比如欧洲股市等)的公开信息披露标准和会计准则都与美国公司有什么不同?
2.如何分析保险业股价即将上涨的信息?
3.投资保险股需要做怎样的功课?
4.彼得·林奇在汽车股的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 )中发现了什么赚大钱的关键信息?
5.彼得·林奇是如何分析股票基本面的内在价值?
“智慧”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唯独缺乏知识的人会把它当成一种“神秘”,
欲揭开“智慧”的“秘密”,
唯有坚持地多读多看多研究。
全哥小小目标,
先分享自己阅读过的100本书,
用精简的方式分享阅读的乐趣,
并且把这100本的小目标视为一个“起始点”,
一步一脚印的完整自己心目中的“财富图书馆” 。
作家简介
彼得·林奇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佳基金经理”,被美国基金评级公司评为“历史上最传奇的基金经理”。林奇1977年接管麦哲伦基金,1990年急流勇退宣布退休。在林奇管理麦哲伦基金的13年间平均复利收益率达到29%,总投资收益率高达27倍,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基金业绩的神话。在人们的眼中,彼得·林奇是一个选股天才,仿佛拥有点石成金的金手指,彼得·林奇对投资基金的贡献,就像乔丹之于篮球,“老虎”伍兹之于高尔夫;他将整个基金管理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把选股变成了一种艺术。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管理140亿美元基金的专业投资者,1990年专门为业余投资者写作了一本书《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One Up On Wall Street),讲述一套简单易懂的业余投资者发挥自身独特优势战胜专业投资者的投资成功之道。连林奇本人也没有想到这本书竟然在随后的10年间重印30次并且销量超过100万册,成为最畅销也最受业余投资者欢迎的投资经典名著之一。
3年之后,即1993年,林奇又出版了一本《战胜华尔街》(Beating the Street),这本书又成为当年美国第一畅销书。
全哥不想用太精简的方式呈现这本书的精华,
我的海外冒险经历
除了约翰·坦普尔顿之外,我是第一个大规模投资美国之外股市的美国基金经理。坦普尔顿的基金是麦哲伦基金的一个全球版。我一般只将10%~20%的资金投资于美国之外股市的股票,坦普尔顿则将大部分资金投资于美国之外股市的股票。
我是从1984年开始正式投资于海外股市上市公司股票的。当时还根本没有一套信息系统能够及时得到国外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可靠的最新行情报价,因此,每天晚上,我的交易员不得不纷纷打电话到斯德哥尔摩、伦敦、东京和巴黎,尽量收集我第二天所需要的信息。这样做导致了电话通信费迅速高涨,不过还是很值得的。1986年我们专设了负责海外股市上市公司股票投资的部门。由于麦哲伦基金账上有大量的现金,必须进行投资,我几乎是被迫转向投资美国以外的其他股市,尤其是欧洲股市。麦哲伦基金是一家资产规模庞大的基金,作为基金经理我需要相应找到一些能够大规模投资的大型上市公司,而欧洲股市中大型公司的比例比美国更高,而且这些公司中多数没有被投资者紧密关注。但不利之处是,外国股市上市公司的公开信息披露标准和会计准则都与美国公司不同,因此透明度低,分析起来困难得多。不过如果你认真下工夫研究,你就会偶尔抓到一只像沃尔沃这样的大牛股。
我最成功的一次调研之旅从1985年的9月中旬开始,持续了3周时间,一共调研了23家上市公司。这次调研之旅,与1973年秋天我作为一名年轻富达基金公司分析师对陶氏化学集团的调研之旅相比,辛苦多了,不过收获也大多了。1973年那次,我拜访了陶氏化学公司在各地的分厂,每到一家分厂,都被热情款待,就这样一路横穿整个美洲大陆。后来我才明白,只需要调研一家陶氏化学公司的分厂,你就知道所有的陶氏化学公司分厂是什么样的了,何必一家一家拜访呢?
这次调研之旅,我出发那天是在一个周五,我先是拜访了波士顿地区的3家上市公司,然后当天下午登上了飞机,星期六到达了瑞典斯德哥尔摩机场。但这次投资调研之旅一开始就很不顺利,航空公司丢失了我的行李。Sabena航空公司,我很庆幸没有买这样一家航空公司的股票。
瑞典是一个礼仪之邦,十分讲究礼仪。根据日程安排,在两天内我要拜访瑞典的几个工业领袖人物。我实在不敢想象,如果我像坐飞机时穿的那样,灯芯绒裤子,皱巴巴的运动外套,还有一双运动鞋,不知走进他们的办公室时,他们会如何反应。在机场我沮丧地发现:①Sabena航空公司不知道把我的行李箱丢到哪里去了;②这时斯德哥尔摩所有的商店都已经关门了,因此我不得不开始为拜访那些工业领袖人物时的尴尬场面做最坏的准备。
就在我灰心丧气的时候,博吉塔·卓吉尔(Birgitta Drogell)到机场来接我,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妹妹。她安排我住到她在斯德哥尔摩郊区西格图纳的家里。不可思议的是,她的瑞典丈夫,英格马(Ingemar),竟然和我身材一模一样,甚至连鞋子的尺码也一模一样,不一会儿,我就换上了一身瑞典套装。
我的一头白发,浅色的皮肤,再加上一身本地打扮,以至于每一个人都认为我就是一个瑞典本地人。无论什么时候我走在街上,总有人向我问路——我猜他们是在向我问路,因为我听不懂他们讲的瑞典话,我也无法确定他们到底在跟我说什么。
行李一直没有找到,不过我相信现在这身打扮更好。星期一早上,我穿上我的一套瑞典服装,去拜访易达(Esselte)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易达公司主要销售办公设备,包括办公桌抽屉里常见的那种文具盘。我还拜访了瑞典通用电气公司(ASEA,它是ABB公司前身),它是瑞典一家经营业绩优异的集团公司,地位相当于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我还拜访了阿法拉法(Alfa Laval)公司,这是一家奇特的多元化经营企业,既生产挤奶机器,又搞基因工程。当天晚上,我研究了第二天要去的伊莱克斯(Electrolux)公司和阿格(Aga)公司,伊莱克斯公司是一家制造真空吸尘器和家电的巨型企业,其总裁是瑞典版的美国英雄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李·艾柯卡。阿格公司则是依靠制造气体来赚钱。
从理论上讲,投资一家从空气中分离制造某些气体的公司是十分愚蠢的,因为空气并不是什么稀缺的商品。但是我从阿格公司了解到,钢铁企业需要大量的氧气,快餐业需要大量的氮气,然而只有很少的公司拥有这种从空气中分离制造某些气体的机器。由于原材料成本为零,因此,仅有的几家气体制造公司(其中包括阿格在内)业绩都非常好。
我一拜访完阿格公司,就立刻驱车赶往爱立信(Ericsson)公司,爱立信是一家电话设备公司,类似于美国的西部电气公司。下午,我访问了斯坎迪亚(Skandia)公司,名字听起来像是一个家具制造公司,但是实际上却是一家大型保险公司。我们海外基金的乔治·诺贝尔先生安排我拜访斯坎迪亚,看起来斯坎迪亚似乎还没有其他基金在关注。
对美国保险业而言,保险费率调高几个月后公司盈利才会出现增长。因此保险业股票跟周期型股票有些类似,如果保险费率提高马上买入股票就会赚很多钱。保险公司股票常常由于保险费率调高先会上涨一倍,等保险费率提高导致盈利出现增长后,股价会再上涨一倍。
我本以为瑞典股市中保险公司股票的情况同样如此,所以当我了解到监管部门已批准提高保险费率时,我以为这个重大利好消息肯定会推动斯堪的亚股价大涨。可是事实上股价却没有上涨。瑞典投资人根本没有注意这个利好消息,只关心眼前盈利不佳的利空消息。这真是选股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投资良机。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赶紧揉揉眼睛,再仔细看看这家公司的基本面,以免自己遗漏了什么重大利空因素。公司是不是负债过高?有没有把一半的资产投资在风险很高的垃圾债券或房地产上?公司是否开展了心脏移植手术保险、隆胸手术保险或是其他可能导致亏损几百万元的高风险承保?所有这些我担心的问题答案都是否定的。这是一家十分保守稳健经营的保险公司,只承保财产保险和意外保险,保险费率上调后盈利肯定会翻倍。在随后的18个月内这家公司的股价上涨了4倍。
两天密集拜访了7家上市公司后,我还要再赶到位于瑞典这个国家另一边的沃尔沃汽车公司,自然没空去洗洗桑拿,也不能去到海湾上扬帆了。为了做好拜访沃尔沃汽车公司的准备,我找到瑞典唯一的一位金融分析师,他任职于某位卡内基家族成员创立的证券公司。同样是卡内基家族的传人,瑞典的卡内基后裔只能待在瑞典的天寒地冻中默默无闻地孤独生存,但在美国的卡内基后裔却有幸成为致富的宠儿。
沃尔沃汽车公司是瑞典的企业龙头,对瑞典而言,沃尔沃汽车公司的地位,相当于美国整个汽车行业的地位,而且除了汽车之外,这家公司还经营其他一些业务。然而这位瑞典唯一的一位金融分析师,却从来没有拜访过沃尔沃汽车公司!看来我只好亲自出马去看个仔细,以弥补这位分析师的疏忽了。我自己开车跟卡罗琳(现在我妻子卡罗琳已经赶来和我会合)到了瑞典第三大城市哥德堡。
在哥德堡,沃尔沃汽车公司对有投资者来访非常高兴,安排我和公司总裁、执行副总裁、卡车部门主管和总会计师见面,然后他们安排我在公司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参观。
当时沃尔沃汽车公司正由于工会问题而受到困扰,但这还不足以影响这只股票的投资价值。最近一段时间,沃尔沃股价维持在34美元左右,而资产中的现金余额平均每股也高达34美元,所以花34美元买入这只股票,相当于免费得到了这家公司的汽车业务、装配厂、食品厂、医药公司和能源公司等其他下属公司。在美国,也许在那些被市场忽略的小公司,你才会找到这种便宜货,但是对于通用电气或者菲利普——莫里斯这种大公司而言,股价这么低的投资机会,恐怕一辈子也碰不到。这就是我不远千里跑到欧洲淘金的原因。
有人认为,国外股市和美国股市相比,可能由于文化背景差异会导致股价永远过于高估或过于低估。但是,从前我们一再听到日本投资者对于股价过高有着自身特有的高容忍度,可最近日本股市不是也大跌下来了吗?所以文化背景差异并不是关键,股价不可能永远脱离基本面。目前瑞典投资者确实低估了沃尔沃、斯堪的亚及许多优秀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但我相信市场最终将会反映股票的真实价值,即使是对于瑞典投资人一定也会如此。
离开哥德堡后,我和卡罗琳驱车赶往挪威的奥斯陆,在那里我们拜访了挪威数据公司(Norsk Data)和挪威水力公司(Norsk Hydro)。挪威数据公司相当于挪威的惠普电脑公司,是在一个令人兴奋且仍然没有增速减缓迹象的行业中的一家令人兴奋的公司。挪威水力公司则是在一个一点也不令人兴奋的行业中的一家令人兴奋的公司,公司业务包括水力发电、制镁、炼铝和化学肥料工厂。我认为挪威水力公司既是一只周期型股票,同时也是一只拥有隐蔽资产的能源类股票。挪威水力公司的石油和天然气田的储藏可供开采年限,是德士古、埃克森或其他大型石油公司的3倍以上,最近股价大跌了一半,又一次成了绝对便宜的好股票。
在我忙着研究欧洲股票的时候,卡罗琳则忙着在购物中利用美元汇率变化来省钱。西方七国集团决定重新调整汇率水平,美元汇率一夜之间下跌了10%。第二天早上,奥斯陆皮货店的老板一定没看到报纸上的这条新闻,卡罗琳买狐皮大衣时,他竟然同意用美国运通银行的旅行支票付款,由于美元贬值10%,这等于打了九折。
我们再从奥斯陆搭火车前往伯尔根,一路上火车经过美丽的田野,蜿蜒于群山之中,最后到达这个迷人的海滨小城。但我们没时间欣赏这个小城的美丽风光,因为第二天我们就得起个大早,飞往德国法兰克福,去拜访德意志商业银行、赫斯特(Hoechst)公司和德累斯顿(Dresdner)银行的高管们。后天我们又再转赴杜塞尔多夫去拜访一家德国制造企业Klckner-Humboldt-Deutz公司,我还拜访了拜耳(Bayer)公司,就这家公司发明了阿司匹林,现在它已成为一家化学和制药集团公司。
有一次在德国某个火车站,一位好心的德国人自愿帮我搬行李,我以为他是搬运工,所以给他2马克的小费,结果他只是个普通的生意人。我觉得很尴尬,人家如此高尚地助人为乐,我竟然庸俗地要付小费。因为过于专注于分析欧洲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我错过了了解欧美文化差异的机会,大部分的欧洲美丽风景也没有欣赏到,不过我注意到德国男人似乎都互相称呼为博士(Doctor),而很少直呼其名。
我们沿莱茵河从南向北顺流而下,到了科隆,在那里拜访了更多德国公司,然后再转往巴登——巴登(Baden-Baden),又租了一辆车,开上德国的高速公路。我的两大人生目标,一是到爱尔兰去亲吻巧言石,另一个就是能在德国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飞驶一把。结果证明这两种体验都非常胆战心惊。
要亲吻到巧言石,你得战战兢兢地通过下面就是百尺深渊的一条小道。在德国高速公路上驾车,就好像在印第安纳波里500大赛的赛道上比赛一样。我一踩油门,时速就超过了100英里,有卡罗琳拍下的计速器上的数字的照片为证。接着我鼓起勇气,准备超越前面的车。我把车变到左边的超车道,加速到120英里,比我成年后驾车的最高时速还要高出50%。我一直自我感觉良好,一直到我看了后视镜,才感到害怕。由此我总结出了第10条林奇投资法则:当你在德国高速公路上驾车时,千万不要从后视镜向后看。
我往后一看,有一辆奔驰车的前保险杠,离我们车的后保险杠只有3英寸的距离,而且这辆车也在以120英里的速度高速行驶。我们的车距非常近,以至于我连对方的指甲都看得一清二楚。他的指甲修得确实很漂亮,看来他有一个很不错的修甲师。我猜,如果我敢松开油门,哪怕只有1秒,我想那家伙就会撞过来,一下子坐到我们车的前排中间。因此我不得不咬紧牙关,加速超过右边的汽车,赶紧躲到右边的慢车道。在慢车道,我一直把车速控制在比较安全的100英里左右。
一直到第二天,我还没有从高速公路极速飙车的恐惧中缓过劲来。我们开车到了巴塞尔,瑞士著名的制药及化工业企业桑德斯(Sandoz)公司总部就在这里。来之前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打过电话给桑德斯公司,想预约到公司拜访参观一下。一般情况下,上市公司的负责人马上就会明白我来访的目的何在,但桑德斯公司则并非如此。我在电话上联络到了桑德斯公司的一位副总裁,我说自己想拜访一下他们公司,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想更多了解你们公司的业务情况,以决定是否增持更多股票。”他又问:“为什么?”我回答说:“我希望充分了解贵公司的最新情况。”他又问:“为什么?”我说:“如果我买入股票,股价上涨,就能为投资人赚钱。”他还是问:“为什么?”我只好说再见了。后来听说桑德斯已放宽了访问规定,但我还是从来没去拜访过这家公司。
我们继续驾车前行,穿越了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到了米兰,参观了蒙特迪森(Montedison)公司,这也是一家水力发电企业。在蒙特迪森公司拥有300年历史的会议厅中,有一个奇妙的滴水装置,一滴滴水有节奏地滴下,你想不到这些水滴实际上就来自于水电站大坝上流过推动发电机组的澎湃巨涛。除了蒙特迪森公司外,我们还参观了附近的IFI公司,还抽空观赏了著名的壁画《最后的晚餐》。另外,我还拜访了奥里维蒂(Olivetti)公司。像我这种把蒙特迪森公司、IFI公司以及奥里维蒂公司和《最后的晚餐》一样,看做是意大利北部最吸引人的名胜的观光者,大概很少很少吧!
当时意大利正饱受高通货膨胀率之苦,政治上也是动荡不安。不过通货膨胀率正在下降,政治上也逐渐走上正轨,消费者们又开始在超市大量购物。我突然觉得,1985年的意大利跟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很相像,家电企业、电力公司和超市企业将会是未来增长速度很快的成长型公司。
卡罗琳只身前往威尼斯,因为我发现在威尼斯根本没有什么值得拜访的上市公司(总督府和叹息桥是著名的观光圣地,却都不是上市公司),所以我就去了罗马,拜访斯德特(Stet)公司和SIP公司。10月9日卡罗琳过来和我在罗马汇合,然后我们一起搭乘飞机返回美国。10月10日我们回到了波士顿。一回来后我马不停蹄,又拜访了4家公司:科姆迪斯科(Comdisco)公司、威廉姆斯(A.L.Williams)公司、花旗银行和蒙特迪森公司(这和我一周前在米兰拜访的是同一家公司)。
因为这趟欧洲旋风之旅,我无法参加内德·约翰逊的25周年结婚纪念日。他是我们富达基金公司的老板,不过我缺席确实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作为欧洲之旅的结果,我开始买进富豪、斯堪的亚和易达公司的股票,它们表现非常好,当然我的老板也就会原谅我的缺席了。
那时麦哲伦投资于国外股票的仓位有10%,大部分国外股票投资回报相当高,对麦哲伦基金保持业绩排名第一帮助很大。麦哲伦表现最好的11只国外股票分别为:标致汽车、沃尔沃汽车、斯堪的亚公司、易达公司、伊莱克斯、阿格公司、挪威水力公司、蒙特迪森、IFI公司、东武铁路(Tobu Railway)公司以及近铁日本铁路公司(Kinki Nippon Railway),一共赚了2亿多美元。
那两家日本铁路公司的股票,是富达海外基金的乔治·诺贝尔推荐给我的。后来我专门到日本去了一趟,更深入研究了这两家公司。那趟日本之行,跟欧洲之行一样令人兴奋,我会在后面告诉各位读者有关情况。东武铁路表现最牛,5年上涨了386%。只可惜在这只股票上我的投资比例太小,只占麦哲伦的0.13%。
To be Continue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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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国股市上市公司(比如欧洲股市等)的公开信息披露标准和会计准则都与美国公司有什么不同?
2.如何分析保险业股价即将上涨的信息?
3.投资保险股需要做怎样的功课?
4.彼得·林奇在汽车股的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 )中发现了什么赚大钱的关键信息?
5.彼得·林奇是如何分析股票基本面的内在价值?
“智慧”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唯独缺乏知识的人会把它当成一种“神秘”,
欲揭开“智慧”的“秘密”,
唯有坚持地多读多看多研究。
全哥小小目标,
先分享自己阅读过的100本书,
用精简的方式分享阅读的乐趣,
并且把这100本的小目标视为一个“起始点”,
一步一脚印的完整自己心目中的“财富图书馆” 。
作家简介
彼得·林奇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佳基金经理”,被美国基金评级公司评为“历史上最传奇的基金经理”。林奇1977年接管麦哲伦基金,1990年急流勇退宣布退休。在林奇管理麦哲伦基金的13年间平均复利收益率达到29%,总投资收益率高达27倍,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基金业绩的神话。在人们的眼中,彼得·林奇是一个选股天才,仿佛拥有点石成金的金手指,彼得·林奇对投资基金的贡献,就像乔丹之于篮球,“老虎”伍兹之于高尔夫;他将整个基金管理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把选股变成了一种艺术。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管理140亿美元基金的专业投资者,1990年专门为业余投资者写作了一本书《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One Up On Wall Street),讲述一套简单易懂的业余投资者发挥自身独特优势战胜专业投资者的投资成功之道。连林奇本人也没有想到这本书竟然在随后的10年间重印30次并且销量超过100万册,成为最畅销也最受业余投资者欢迎的投资经典名著之一。
3年之后,即1993年,林奇又出版了一本《战胜华尔街》(Beating the Street),这本书又成为当年美国第一畅销书。
全哥不想用太精简的方式呈现这本书的精华,
全哥认为书中最精华的是他在晚期的回忆篇,文长,值得保存反复阅读!!
我的海外冒险经历
除了约翰·坦普尔顿之外,我是第一个大规模投资美国之外股市的美国基金经理。坦普尔顿的基金是麦哲伦基金的一个全球版。我一般只将10%~20%的资金投资于美国之外股市的股票,坦普尔顿则将大部分资金投资于美国之外股市的股票。
我是从1984年开始正式投资于海外股市上市公司股票的。当时还根本没有一套信息系统能够及时得到国外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可靠的最新行情报价,因此,每天晚上,我的交易员不得不纷纷打电话到斯德哥尔摩、伦敦、东京和巴黎,尽量收集我第二天所需要的信息。这样做导致了电话通信费迅速高涨,不过还是很值得的。1986年我们专设了负责海外股市上市公司股票投资的部门。由于麦哲伦基金账上有大量的现金,必须进行投资,我几乎是被迫转向投资美国以外的其他股市,尤其是欧洲股市。麦哲伦基金是一家资产规模庞大的基金,作为基金经理我需要相应找到一些能够大规模投资的大型上市公司,而欧洲股市中大型公司的比例比美国更高,而且这些公司中多数没有被投资者紧密关注。但不利之处是,外国股市上市公司的公开信息披露标准和会计准则都与美国公司不同,因此透明度低,分析起来困难得多。不过如果你认真下工夫研究,你就会偶尔抓到一只像沃尔沃这样的大牛股。
我最成功的一次调研之旅从1985年的9月中旬开始,持续了3周时间,一共调研了23家上市公司。这次调研之旅,与1973年秋天我作为一名年轻富达基金公司分析师对陶氏化学集团的调研之旅相比,辛苦多了,不过收获也大多了。1973年那次,我拜访了陶氏化学公司在各地的分厂,每到一家分厂,都被热情款待,就这样一路横穿整个美洲大陆。后来我才明白,只需要调研一家陶氏化学公司的分厂,你就知道所有的陶氏化学公司分厂是什么样的了,何必一家一家拜访呢?
这次调研之旅,我出发那天是在一个周五,我先是拜访了波士顿地区的3家上市公司,然后当天下午登上了飞机,星期六到达了瑞典斯德哥尔摩机场。但这次投资调研之旅一开始就很不顺利,航空公司丢失了我的行李。Sabena航空公司,我很庆幸没有买这样一家航空公司的股票。
瑞典是一个礼仪之邦,十分讲究礼仪。根据日程安排,在两天内我要拜访瑞典的几个工业领袖人物。我实在不敢想象,如果我像坐飞机时穿的那样,灯芯绒裤子,皱巴巴的运动外套,还有一双运动鞋,不知走进他们的办公室时,他们会如何反应。在机场我沮丧地发现:①Sabena航空公司不知道把我的行李箱丢到哪里去了;②这时斯德哥尔摩所有的商店都已经关门了,因此我不得不开始为拜访那些工业领袖人物时的尴尬场面做最坏的准备。
就在我灰心丧气的时候,博吉塔·卓吉尔(Birgitta Drogell)到机场来接我,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妹妹。她安排我住到她在斯德哥尔摩郊区西格图纳的家里。不可思议的是,她的瑞典丈夫,英格马(Ingemar),竟然和我身材一模一样,甚至连鞋子的尺码也一模一样,不一会儿,我就换上了一身瑞典套装。
我的一头白发,浅色的皮肤,再加上一身本地打扮,以至于每一个人都认为我就是一个瑞典本地人。无论什么时候我走在街上,总有人向我问路——我猜他们是在向我问路,因为我听不懂他们讲的瑞典话,我也无法确定他们到底在跟我说什么。
行李一直没有找到,不过我相信现在这身打扮更好。星期一早上,我穿上我的一套瑞典服装,去拜访易达(Esselte)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易达公司主要销售办公设备,包括办公桌抽屉里常见的那种文具盘。我还拜访了瑞典通用电气公司(ASEA,它是ABB公司前身),它是瑞典一家经营业绩优异的集团公司,地位相当于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我还拜访了阿法拉法(Alfa Laval)公司,这是一家奇特的多元化经营企业,既生产挤奶机器,又搞基因工程。当天晚上,我研究了第二天要去的伊莱克斯(Electrolux)公司和阿格(Aga)公司,伊莱克斯公司是一家制造真空吸尘器和家电的巨型企业,其总裁是瑞典版的美国英雄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李·艾柯卡。阿格公司则是依靠制造气体来赚钱。
从理论上讲,投资一家从空气中分离制造某些气体的公司是十分愚蠢的,因为空气并不是什么稀缺的商品。但是我从阿格公司了解到,钢铁企业需要大量的氧气,快餐业需要大量的氮气,然而只有很少的公司拥有这种从空气中分离制造某些气体的机器。由于原材料成本为零,因此,仅有的几家气体制造公司(其中包括阿格在内)业绩都非常好。
我一拜访完阿格公司,就立刻驱车赶往爱立信(Ericsson)公司,爱立信是一家电话设备公司,类似于美国的西部电气公司。下午,我访问了斯坎迪亚(Skandia)公司,名字听起来像是一个家具制造公司,但是实际上却是一家大型保险公司。我们海外基金的乔治·诺贝尔先生安排我拜访斯坎迪亚,看起来斯坎迪亚似乎还没有其他基金在关注。
对美国保险业而言,保险费率调高几个月后公司盈利才会出现增长。因此保险业股票跟周期型股票有些类似,如果保险费率提高马上买入股票就会赚很多钱。保险公司股票常常由于保险费率调高先会上涨一倍,等保险费率提高导致盈利出现增长后,股价会再上涨一倍。
我本以为瑞典股市中保险公司股票的情况同样如此,所以当我了解到监管部门已批准提高保险费率时,我以为这个重大利好消息肯定会推动斯堪的亚股价大涨。可是事实上股价却没有上涨。瑞典投资人根本没有注意这个利好消息,只关心眼前盈利不佳的利空消息。这真是选股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投资良机。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赶紧揉揉眼睛,再仔细看看这家公司的基本面,以免自己遗漏了什么重大利空因素。公司是不是负债过高?有没有把一半的资产投资在风险很高的垃圾债券或房地产上?公司是否开展了心脏移植手术保险、隆胸手术保险或是其他可能导致亏损几百万元的高风险承保?所有这些我担心的问题答案都是否定的。这是一家十分保守稳健经营的保险公司,只承保财产保险和意外保险,保险费率上调后盈利肯定会翻倍。在随后的18个月内这家公司的股价上涨了4倍。
两天密集拜访了7家上市公司后,我还要再赶到位于瑞典这个国家另一边的沃尔沃汽车公司,自然没空去洗洗桑拿,也不能去到海湾上扬帆了。为了做好拜访沃尔沃汽车公司的准备,我找到瑞典唯一的一位金融分析师,他任职于某位卡内基家族成员创立的证券公司。同样是卡内基家族的传人,瑞典的卡内基后裔只能待在瑞典的天寒地冻中默默无闻地孤独生存,但在美国的卡内基后裔却有幸成为致富的宠儿。
沃尔沃汽车公司是瑞典的企业龙头,对瑞典而言,沃尔沃汽车公司的地位,相当于美国整个汽车行业的地位,而且除了汽车之外,这家公司还经营其他一些业务。然而这位瑞典唯一的一位金融分析师,却从来没有拜访过沃尔沃汽车公司!看来我只好亲自出马去看个仔细,以弥补这位分析师的疏忽了。我自己开车跟卡罗琳(现在我妻子卡罗琳已经赶来和我会合)到了瑞典第三大城市哥德堡。
在哥德堡,沃尔沃汽车公司对有投资者来访非常高兴,安排我和公司总裁、执行副总裁、卡车部门主管和总会计师见面,然后他们安排我在公司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参观。
当时沃尔沃汽车公司正由于工会问题而受到困扰,但这还不足以影响这只股票的投资价值。最近一段时间,沃尔沃股价维持在34美元左右,而资产中的现金余额平均每股也高达34美元,所以花34美元买入这只股票,相当于免费得到了这家公司的汽车业务、装配厂、食品厂、医药公司和能源公司等其他下属公司。在美国,也许在那些被市场忽略的小公司,你才会找到这种便宜货,但是对于通用电气或者菲利普——莫里斯这种大公司而言,股价这么低的投资机会,恐怕一辈子也碰不到。这就是我不远千里跑到欧洲淘金的原因。
有人认为,国外股市和美国股市相比,可能由于文化背景差异会导致股价永远过于高估或过于低估。但是,从前我们一再听到日本投资者对于股价过高有着自身特有的高容忍度,可最近日本股市不是也大跌下来了吗?所以文化背景差异并不是关键,股价不可能永远脱离基本面。目前瑞典投资者确实低估了沃尔沃、斯堪的亚及许多优秀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但我相信市场最终将会反映股票的真实价值,即使是对于瑞典投资人一定也会如此。
离开哥德堡后,我和卡罗琳驱车赶往挪威的奥斯陆,在那里我们拜访了挪威数据公司(Norsk Data)和挪威水力公司(Norsk Hydro)。挪威数据公司相当于挪威的惠普电脑公司,是在一个令人兴奋且仍然没有增速减缓迹象的行业中的一家令人兴奋的公司。挪威水力公司则是在一个一点也不令人兴奋的行业中的一家令人兴奋的公司,公司业务包括水力发电、制镁、炼铝和化学肥料工厂。我认为挪威水力公司既是一只周期型股票,同时也是一只拥有隐蔽资产的能源类股票。挪威水力公司的石油和天然气田的储藏可供开采年限,是德士古、埃克森或其他大型石油公司的3倍以上,最近股价大跌了一半,又一次成了绝对便宜的好股票。
在我忙着研究欧洲股票的时候,卡罗琳则忙着在购物中利用美元汇率变化来省钱。西方七国集团决定重新调整汇率水平,美元汇率一夜之间下跌了10%。第二天早上,奥斯陆皮货店的老板一定没看到报纸上的这条新闻,卡罗琳买狐皮大衣时,他竟然同意用美国运通银行的旅行支票付款,由于美元贬值10%,这等于打了九折。
我们再从奥斯陆搭火车前往伯尔根,一路上火车经过美丽的田野,蜿蜒于群山之中,最后到达这个迷人的海滨小城。但我们没时间欣赏这个小城的美丽风光,因为第二天我们就得起个大早,飞往德国法兰克福,去拜访德意志商业银行、赫斯特(Hoechst)公司和德累斯顿(Dresdner)银行的高管们。后天我们又再转赴杜塞尔多夫去拜访一家德国制造企业Klckner-Humboldt-Deutz公司,我还拜访了拜耳(Bayer)公司,就这家公司发明了阿司匹林,现在它已成为一家化学和制药集团公司。
有一次在德国某个火车站,一位好心的德国人自愿帮我搬行李,我以为他是搬运工,所以给他2马克的小费,结果他只是个普通的生意人。我觉得很尴尬,人家如此高尚地助人为乐,我竟然庸俗地要付小费。因为过于专注于分析欧洲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我错过了了解欧美文化差异的机会,大部分的欧洲美丽风景也没有欣赏到,不过我注意到德国男人似乎都互相称呼为博士(Doctor),而很少直呼其名。
我们沿莱茵河从南向北顺流而下,到了科隆,在那里拜访了更多德国公司,然后再转往巴登——巴登(Baden-Baden),又租了一辆车,开上德国的高速公路。我的两大人生目标,一是到爱尔兰去亲吻巧言石,另一个就是能在德国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飞驶一把。结果证明这两种体验都非常胆战心惊。
要亲吻到巧言石,你得战战兢兢地通过下面就是百尺深渊的一条小道。在德国高速公路上驾车,就好像在印第安纳波里500大赛的赛道上比赛一样。我一踩油门,时速就超过了100英里,有卡罗琳拍下的计速器上的数字的照片为证。接着我鼓起勇气,准备超越前面的车。我把车变到左边的超车道,加速到120英里,比我成年后驾车的最高时速还要高出50%。我一直自我感觉良好,一直到我看了后视镜,才感到害怕。由此我总结出了第10条林奇投资法则:当你在德国高速公路上驾车时,千万不要从后视镜向后看。
我往后一看,有一辆奔驰车的前保险杠,离我们车的后保险杠只有3英寸的距离,而且这辆车也在以120英里的速度高速行驶。我们的车距非常近,以至于我连对方的指甲都看得一清二楚。他的指甲修得确实很漂亮,看来他有一个很不错的修甲师。我猜,如果我敢松开油门,哪怕只有1秒,我想那家伙就会撞过来,一下子坐到我们车的前排中间。因此我不得不咬紧牙关,加速超过右边的汽车,赶紧躲到右边的慢车道。在慢车道,我一直把车速控制在比较安全的100英里左右。
一直到第二天,我还没有从高速公路极速飙车的恐惧中缓过劲来。我们开车到了巴塞尔,瑞士著名的制药及化工业企业桑德斯(Sandoz)公司总部就在这里。来之前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打过电话给桑德斯公司,想预约到公司拜访参观一下。一般情况下,上市公司的负责人马上就会明白我来访的目的何在,但桑德斯公司则并非如此。我在电话上联络到了桑德斯公司的一位副总裁,我说自己想拜访一下他们公司,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想更多了解你们公司的业务情况,以决定是否增持更多股票。”他又问:“为什么?”我回答说:“我希望充分了解贵公司的最新情况。”他又问:“为什么?”我说:“如果我买入股票,股价上涨,就能为投资人赚钱。”他还是问:“为什么?”我只好说再见了。后来听说桑德斯已放宽了访问规定,但我还是从来没去拜访过这家公司。
我们继续驾车前行,穿越了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到了米兰,参观了蒙特迪森(Montedison)公司,这也是一家水力发电企业。在蒙特迪森公司拥有300年历史的会议厅中,有一个奇妙的滴水装置,一滴滴水有节奏地滴下,你想不到这些水滴实际上就来自于水电站大坝上流过推动发电机组的澎湃巨涛。除了蒙特迪森公司外,我们还参观了附近的IFI公司,还抽空观赏了著名的壁画《最后的晚餐》。另外,我还拜访了奥里维蒂(Olivetti)公司。像我这种把蒙特迪森公司、IFI公司以及奥里维蒂公司和《最后的晚餐》一样,看做是意大利北部最吸引人的名胜的观光者,大概很少很少吧!
当时意大利正饱受高通货膨胀率之苦,政治上也是动荡不安。不过通货膨胀率正在下降,政治上也逐渐走上正轨,消费者们又开始在超市大量购物。我突然觉得,1985年的意大利跟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很相像,家电企业、电力公司和超市企业将会是未来增长速度很快的成长型公司。
卡罗琳只身前往威尼斯,因为我发现在威尼斯根本没有什么值得拜访的上市公司(总督府和叹息桥是著名的观光圣地,却都不是上市公司),所以我就去了罗马,拜访斯德特(Stet)公司和SIP公司。10月9日卡罗琳过来和我在罗马汇合,然后我们一起搭乘飞机返回美国。10月10日我们回到了波士顿。一回来后我马不停蹄,又拜访了4家公司:科姆迪斯科(Comdisco)公司、威廉姆斯(A.L.Williams)公司、花旗银行和蒙特迪森公司(这和我一周前在米兰拜访的是同一家公司)。
因为这趟欧洲旋风之旅,我无法参加内德·约翰逊的25周年结婚纪念日。他是我们富达基金公司的老板,不过我缺席确实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作为欧洲之旅的结果,我开始买进富豪、斯堪的亚和易达公司的股票,它们表现非常好,当然我的老板也就会原谅我的缺席了。
那时麦哲伦投资于国外股票的仓位有10%,大部分国外股票投资回报相当高,对麦哲伦基金保持业绩排名第一帮助很大。麦哲伦表现最好的11只国外股票分别为:标致汽车、沃尔沃汽车、斯堪的亚公司、易达公司、伊莱克斯、阿格公司、挪威水力公司、蒙特迪森、IFI公司、东武铁路(Tobu Railway)公司以及近铁日本铁路公司(Kinki Nippon Railway),一共赚了2亿多美元。
那两家日本铁路公司的股票,是富达海外基金的乔治·诺贝尔推荐给我的。后来我专门到日本去了一趟,更深入研究了这两家公司。那趟日本之行,跟欧洲之行一样令人兴奋,我会在后面告诉各位读者有关情况。东武铁路表现最牛,5年上涨了386%。只可惜在这只股票上我的投资比例太小,只占麦哲伦的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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